百年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宋福范 |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作者简介

宋福范，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3期，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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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百年以来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就是开创并不断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其功能来说，它是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艰辛探索为中国发展进步选定的根本方向和正确道路；就其内涵来说，它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初心使命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上形成的系统思路；就其要求来说，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推动中国发展进步。深刻理解这一根本成就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对于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收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之际，当今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它的百年华诞。值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刻，回望党百年奋斗的峥嵘岁月，我们党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就是开创并不断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基于这一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和拓展，民族复兴这一180年来国人魂牵梦绕的伟大梦想才逐渐展开其壮美轮廓，渐次变成美好现实。站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的历史节点上，深刻理解这一根本成就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对于我们党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功能定位：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艰辛探索为中国发展进步选定的根本方向和正确道路

      近代以降，工业文明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积贫积弱的中国被动卷入其中。在与西方列强抗争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痛感自己的落后，民族复兴遂成百年梦想。探求解决这个问题之路，成为历代中国人艰辛探索的历史主线。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推进古老中国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先进分子救国救民的不二选择。但在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问题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虽然各个阶级进行了接力探索，但皆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无数志士仁人为此抱终天之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勇敢承担起了这一艰巨使命，经过百年艰辛探索，终于通过奋斗、创造、积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成就，最终解决了这一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的根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以来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100年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近180年中华民族由衰到盛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在我们党为此艰辛探索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顽强奋斗，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顽强奋斗，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顽强奋斗，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最终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所选定的根本方向，是中国共产党为保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朝着这一根本方向持续前进所选定的根本道路。这一根本方向和根本道路，在最宏观的层面上，建构起了现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宏大坐标，决定了近现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基本走向。在这一理论指引下，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一宏大坐标系中，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好最新最美的图画，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复兴进程，演绎出威武雄壮的民族复兴剧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而成为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成为党和人民取得的根本成就。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大政方针的发展变化，可以清晰地透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我国发展进步进程中的坐标系地位。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制定五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大政方针的最高平台。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是党在特定历史时期大政方针的主要载体，其题目都经过精雕细琢，集中体现该次党代会所制定的大政方针。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召开的八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可以看出，几乎在每份政治报告的题目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无可争议的核心用语，集中彰显了其在我们党大政方针中的主题位置。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政治报告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为题，突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主题，集中反映了党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报告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创时期的特点，即报告虽没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写进题目，但是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为大会所致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为我们党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正式命名。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对我国基本国情作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实际上是对我们党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首次正式概括。这次大会的政治报告适应这一特点，以《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题，首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题目的核心用语。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和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是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方向选择的重大关头召开的党代会。两次党代会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关头宣示我们向何处去的问题。党的十四大报告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为题，集中回答了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我们党如何应对的问题；党的十五大报告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为题，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明确回答了我们党能否一以贯之地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大政方针坚持下去的问题。这两次会议，都坚定地表达了我们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决心和意志。

中国GDP增长折线图

      进入21世纪，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九大，全面小康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起作为关键词，成为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的主题。党的十六大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局阶段召开的一次会议，大会政治报告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题，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如何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部署。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为题，在改革开放以来艰辛探索的基础上首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升到旗帜高度，开宗明义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1]明确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2]突出强调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进程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对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以《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为题，从一个更高的站位再次强调：“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3]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报告明确提出：“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题，开始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可以看出，除了党的十二大之外，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召开的其他七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我们党适应时代要求，在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时角度在不断变化。党的十三大、十八大是从“道路”的角度来强调问题，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九大是从“事业”角度来阐发问题，而党的十七大则是从“旗帜”的角度来强调问题，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无论角度怎样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及其总题目中毫无争议的核心用语，这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过程中作为根本方向和根本道路的战略位置。

      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所承担的上述功能和使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上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强调：“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重大政治判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6]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初心使命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上形成的系统思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民族复兴问题，经过长期艰辛探索后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根本方向，在中国现代化目标和路径问题上所形成的系统思路。党的十九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为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方面。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根本路径，着重解决现代化目标和途径“是什么”的问题，属于推进实践的根本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行动指南，着重解决现代化目标和途径“何以是”的问题，属于指导实践的系统思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根本保障，着重解决把现代化目标和途径变成“必须做”的问题，属于约束实践的基本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力量，着重解决现代化目标和途径“愿意做”的问题，属于推动实践的内在动力。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有机统一体，蕴含在其中最为深层的部分，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理论上说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立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文章写下去。”[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我们党为实现初心使命所形成解决问题的系统思路，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共产党人薪火相传，沿着这一思路推进这一伟大事业，使其不断发扬光大。邓小平同志是这一思路的设计者、奠基者和开创者，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从无到有”；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结合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路，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从小到大”；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进这一思路实现新的飞跃，正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大到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这样的历史纵深中，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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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的设计和思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做如下理解，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围绕更好地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以实现民族复兴问题，进行了新一轮的接力探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认为，解决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民族复兴问题，一是必须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二是必须在社会主义方向上来进行。由此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以实现民族复兴问题，就聚焦到在社会主义方向上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和途径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开创性探索，我们党在解决这一问题上逐渐形成一整套大思路、大政策，党的十二大后将其正式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特定事物进行命名的目的，是为了将其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但是在此过程中，人们往往将其对事物发展走向的期待和希望融入为事物所作的命名之中，因而特定事物的名称，往往蕴含着命名人对特定事物发展的追求和向往。因而，把握了事物名称所蕴含的内涵，就把握了人们对推进事物发展的思考和设计。同样的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思路所做的正式命名，其中蕴涵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中国发展方向和必须奉行的核心政策的全部期待和希望、追求和向往。弄清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赋予的科学内涵，就真正明确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前进以及为保证朝着这一根本方向前进所必须奉行的核心政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两个关键词：一是社会主义，二是中国特色。我们通过梳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对这两个关键词及其关系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精准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首先，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总结1957年整风反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反复强调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8]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没有完全弄清楚，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才出现了严重问题。邓小平认为，鉴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没能很好地解决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反而导致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因而必须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9]。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社会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追求，应该是一个好词。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们，正是目睹了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所制造的种种不公以后，着眼于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社会极度不公正的状况，才创立了社会主义。总结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10]为此，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它所追求的不应该是改革开放前所呈现出来的贫穷落后状态，而应该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这种认识从根本上说清楚了社会主义的问题。其次，在对“中国特色”的认识上，将社会主义的追求定位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必然进一步衍生出“中国特色”问题。由于共同富裕必须以生产力的发达和物质财富的丰富为基础和前提，而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必须首先集中精力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决定了与发达国家所走过的现代化之路不同，中国必须在特定历史阶段，集中精力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这就使得中国现代化有了鲜明的国别特色，即“中国特色”。上述思想发展到邓小平同志1992年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时，就被凝练成为著名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的重大意义，就是廓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发展史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在方向问题解决以后，还要进一步回答在这一方向上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和途径即核心政策问题。经过改革开放后近十年的探索，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的基本路线，实质是在我们确立“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根本方向的基础上为我国现代化的目标和途径作出的明确概括。其中，在我国现代化的目标问题上，就是沿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根本方向，在可以预计的将来，“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我国现代化的路径问题上，就是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方向上，在可以预计的将来，“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其中，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根本路径。这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的基本思路，这些基本思路的重大意义，就是在廓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明确了核心政策，指明了根本道路。上述根本原则和基本思路，从根本上回答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建构了在社会主义方向上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和途径问题上一整套系统完整的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此以后，坚持这一理论，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这一理论，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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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适应时代发展变化要求与时俱进地推动中国发展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功能地位和科学内涵，决定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也必然成为我们党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遵循。这其中蕴含着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这一基本要求概括起来，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推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一）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推进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基础和前提。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就决定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而言，需要把握以下要求。

　　一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中国共产党开创、拓展和保证的。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1]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党领导的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12]因此，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但是，“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于不善于领导。”[13]因此，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适应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要求，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就是要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14]

　　二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5]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追求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最大区别，就是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落脚点。“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16]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我们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事实。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绝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三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出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7]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我们必须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中心，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为此，必须始终牢记“发展是硬道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四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强国之路。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18]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如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同样表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因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五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自身建设这一根本保证。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打铁必须自身硬，这就决定了党的自身建设始终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因此，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9]关键在于把党建设好。正因为如此，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我们必须在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面对党的建设不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二）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必须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推进中国发展进步的核心和关键。时代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定不断丰富和发展，这必然要求我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思路的基础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新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时俱进发展的过程。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标示，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增长、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学发展、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性转变。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内涵，就决定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而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把握以下要求。

　　一是要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到坚持、改善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体现了我们党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要求在党的领导问题上认知的升华。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到了关键时期。为了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坚持、改善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在新时代，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二是要与时俱进地推动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标示，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简单说就是从“有没有”转为“好不好”。它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扬长补短，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0]为此，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使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

　　三是要与时俱进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其修改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是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的复杂国际国内环境，为更好地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从系统观念出发，对党和国家必须抓好的主要工作做出的全面安排，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思路。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党在2020年和2035年的奋斗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则是从“破”和“立”的角度，为实现奋斗目标提出的两大举措。这两个“全面”，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如期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则是从“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角度，为以上三个“全面”的实现提供组织保证。实践表明，通过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可以破解新时代我们遇到的复杂矛盾和问题，推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四是要与时俱进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40多年实践探索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深化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规律的认识，从系统观念出发，着眼于更好地推进我国发展进步，而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做出的全面安排，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其中，经济建设，主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承担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即“做大蛋糕”的任务；政治建设，主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承担公平正义地分配财富即“分好蛋糕”的任务；文化建设，主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承担满足人民精神需要即“凝聚民心”的任务；社会建设，主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承担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即“解除民忧”的任务；生态建设，主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承担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即“保护环境”的任务。实践表明，通过这五个方面建设的统筹推进，确保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实现，从而从整体上确保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健康发展。

责编：翁惠明

排版：李文康

审核：傅   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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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的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第8-9页。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的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第8页。

[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的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70页。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3页。

[8][9][1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第134页，第123页。

[11][12][13]《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3年版，第242页，第241页，第164页。

[14][15]《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第373页。

[16]《人民日报》，2021年1月12日，第1版。

[17][18][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64页，第265页，第380页。

[20]《人民日报》，2021年3月8日，第1版。